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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数学学习者现象回顾反思与前瞻

2013-05-20 10:39 来源:教育教学论文 人参与在线咨询

亚洲四小龙崛起之时已有学者提出,华人学习现象或会和“儒家管理方法”有关。另一方面,在1987年《时代杂志》封面故事“新聪颖一族”中亦提出了儒家文化,文中把儒家及佛教传统划分开来,指出“受到儒家文化强烈影响的亚洲国家———如日本、朝鲜、中国、越南———的移民表现较好。相比之下,……信仰佛教较温和文化的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就稍逊色些了”。虽然当时佛教部分较多关心属于元始乘佛教的东南亚国家,但后来已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。Stevenson和Hiebert等人亦提到亚洲人(当时比较集中看日本人)受儒家文化影响,并将努力(effort)———能力(a?bility)作为东西方的一个反差。

东方人着重努力、西方人重视能力是简化了的结论。受此影响,首笔者早期的一些论文也用过“华人究竟是较聪明些还是只不过是较勤力些”这一类标题。无论如何,“儒家文化”开始进入话题,也就出现了“儒家文化圈(CHC,Con?fucianHeritageCulture)学习者”这个名词。“儒家”这个观念也就悄悄地走上了前台。笼统言之,它包含两岸四地、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地,但确实指哪些地区仍有待商榷。例如,在首届东亚数学教育会议上,一位新加坡与会者不同意新加坡属于“儒家地区”,因它是一个多种族国家。Hatano&Inagaki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数学课堂大有差异。同时,我们也不能确定香港,这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区域应否视作一个“儒家地区”。而当传统文化在五四运动(“打倒孔家店”)及后文革时期被摧毁时,我们也很难解释中国内地的情况了。难怪如有学者指出“我们找中国人找错了地方”。

中国文化与考试文化

对于任何社会现象,学者们寻找其文化根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可惜“儒家文化圈学习者现象”一旦被冠以“儒家”之名,一些人又误解儒家思想是中国的主流文化,于是出现一些错摸。首先,我们要知道中国(就算以中国内地而言)有23个省、56个民族。不同的地域(如新疆、西藏、内蒙古、甘肃等地)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有异。就算我们局限于“中原文化”,从地理上也不容易确认那儿是“中原”,究竟是今天的华中(两湖)?古代的太原(山西)?黄河文化还是更早的长江文化呢?

在儒家思想之外,中国文化也受到墨家、道家、佛教和其他传统的影响,儒家思想亦随着时代而更新,①并与其他学派的思想相结合,如阴阳五行、法家、道家、佛家等。我们曾花了不少篇幅试图澄清这些观点。其实,儒、释、道、法、墨等对教育均有其启示,如道家的“无”、禅宗的“悟”等(于科学领域,法、墨尤然),不过其核心思想在有些部份是南辕北辙。故此,有人指出,许多对教育(甚至经济)的解释有“过份儒家化”之嫌。广而言之,是否真的存在着“文化X→行为Y”的因果关系呢?而“思想X→文化Y→社会行为Z”的关系更遥远。

一些学者将华人学习者的现象归因于儒家思想,认为儒家思想相信“熟能生巧”、“勤能补拙”,注重现世功业和以学业成绩报父母恩、光耀门楣等。在历史上,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变成了统治阶级的管治工具(所谓“阳儒阴法”、“内用黄老、外示儒术”)。与其说儒家思想导致华人的优异学术成绩,为统治目的而设的“科举考试文化”对社会成就取向的影响远比儒家文化深远得多。明代之“八股文化”也就是考试文化的产物。考试(科举)本来有其正面的社会作用,就是理论上,要进入上层社会(当官),不完全只能透过世袭,普罗大众也可透过相对公平的考试,为这个家族“翻身”,给与一般人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。但与此同时,它也为学习加进了“利害关系”(“今之学者为人”),而且要注意的是,在古代,只有希望当官的少数才需要接受考试的洗礼,一般的农民、商人,大可“逍遥试外”。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,所有人均须通过考试才能进入社会,进一步加重了考试的压力。中国数学中由官学出身的人其实不算太多,反而在光辉时代,如宋元四杰等不少均于“非主流教育系统”(如道观、隐士)中得到传承。宋代书院(其传统下接到清末民初)的出现就是要形成建制以外的清流。再者,常为人津津乐道的“熟能生巧”、“勤能补拙”、“万般皆下品、唯有读书高”、“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强”等并非出自儒家论著,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正是出自皇帝手笔(宋真宗《劝学诗》)。我们不敢马上就说他正是要诱使“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”,但不可讳言,这些文化取态与帝皇统治之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当前,我们又是否在假借孔夫子之名,把考试的“紧箍咒”愈拉愈紧?

寻找有效的教学:由“入法”到“出法”

有些学者提议,我们应暂把上面的议题放下,把注意力转向寻找华人地区中不论其文化来源(不管它是儒家、道家、东方抑或西方)、不同地区对有效教学的启示。这里仅指文化上的“应然”,而不是在普遍地实施的“实然”。这大抵存在两个方向。一是探讨古代中国人如何学习和如何学习数学,试图寻找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,另一是看中国内地为主现行一些好的做法。对中国古代算经的分析中外皆如星罗棋布,但我们所知道古代中国人实际如何做数学、学数学、教数学甚至考数学的方式不多,主要论述集中于萧文强的几篇文章,当中亦带出了一些启示。但一旦尝试寻找“中国式教学法”时,又牵涉到上面的问题,中国那么大,是哪部分的中国、哪个时代的中国?学习(数学)方式是否是一种人类颇为普通的东西?尝试寻找“中国式学习法”亦或“中国式教学法”是否是某程度的民粹主义?

随着清末西洋学堂的引入,我们可进一步问,如果说今日华人(数学)学习成就上凌驾于西方,是受惠于传统的中国教学模式还是西方的教育思想?再推前一点,现时普遍在课程和课堂上存在的数学是西方的数学,还是“世界的教学”?这其中又有多少的中国的成份?抑或明清以来关于“源”和“流”的争论,即是说西方数学及历法,其源是中国,由中国传到西方(包括阿拉伯)转个弯再传回中国。是耶非耶?这些又是另一组甚多历史学家探讨的有趣课题。又或者,犹如中提出的设想:今天华人数学的成就可归因于用中国传统的某些学习方式(如考试导向),至于学习,哪管是中国式还是西方的数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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